卜玉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为应对虚拟环境带来的研究方法的挑战,一些学者利用互联网作为新的研究田野和工具的可能,提出用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的方法,来探讨与互联网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虚拟民族志是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构建民族志的过程,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改进。本文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虚拟民族志所牵涉的问题予以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新思考传统并与之保持对话依然是虚拟民族志发展的路径。
一、互联网作为文化和文化产品: 虚拟民族志的起点
在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者看来,科学技术就像艺术和宗教一样,是一种文化系统,互联网也不例外。具体来说,首先,互联网作为媒体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文化形成和重塑的地方,本身就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情境。再者,互联网作为技术是一种文化产品。总体而言,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与社会现实,更是一种文化现实。互联网的这种社会、文化特性确立了对其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根本理由和基本条件。
但是面对互联网和网络文化,传统的民族志方法再次受到挑战。由于研究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传统民族志方法在适用性上存在的有限性和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虚拟民族志? 按照海因的界定,它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换句话说,虚拟民族志是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工具,在虚拟、在线的环境中构建民族志的过程。
虚拟民族志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诠释互联网(文化)及人们的相关生活实践的? 它与传统的民族志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和差异?本文将从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角度,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探索,从虚拟田野的定位、在线参与观察的实现和方法的拓展以及研究伦理等几个方面进一步对其展开叙述和评议。
二、定位虚拟田野: 虚拟民族志的调查点
虚拟田野具体指的是什么? 其边界又在哪里?一般而言,互联网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和行动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区别于现实社会的公共空间——网络空间(cyberspace,又译赛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虽然在极大程度上缺乏物理空间的元素,但它为使用者提供了公共社区与展示个体身份的真实机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人类学家不必亲赴遥远的“异域”进行猎奇,网络空间便是他们进行研究的田野。
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上,大多学者把注意力放在特定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的这些具体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所谓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其对应的是现实社区(real community) 。有学者指出,虚拟社区虽然是缺场的、无法触摸的,但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立人际关系和社会规则的平台/媒介,而这些绝对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 Paccagnella,1997) 。从这一层面而言,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物质性(materiality)。借此,社会互动和群体结构得以产生,新的主体性和群体认同也可能出现( Lysloff,2003) 。这也就提供了虚拟社区作为研究田野的新的基础和可能。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虚拟田野的边界在哪里? 有学者直言道,这样的田野是没有边界的,它“不是一个具有不言自明的边界的研究地点”(Leander & McKim,2003),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还是没有放弃对田野边界的探索。
三、在线参与观察: 虚拟民族志的田野作业
田野作业的核心方法——参与观察——是否依然适用于网络环境? 有学者指出,一方面,由于网络沟通模式的变化,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不是面对面地接触,从而会导致许多其他层面意义的丧失( 比如说话的语调、身体语言如姿势和面部表情等) ; 另一方面,由于身份的隐匿性,我们无法追寻真实的人们的行为。鉴于此,传统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者”不可应用于对网络研究者的描绘( Sade-Beck,2004) 。为此,加西亚等学者强调了沃尔斯特龙( Mary K.Walstrom) 使用“参与体验者”( participant-experiencer) 以替代“参与观察者”( participant-observer) 来表述网络环境中研究者的角色特性的适切性。他认为,使用“体验者”而不是“观察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研究者虽然没有直接观察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机会,但却可以通过读帖和发帖来体验参与到群体中的感觉( Garcia et al., 2009) 。
总的来说,观察依然是可能的,只不过鉴于研究环境的不同,观察的方式和内容与现实中的观察有所区别。参与同样是可以实现的。研究者可以积极参与到网络空间的群体中去,通过社会互动,叙说发生在情境化的脉络中的故事。值得重视的是,与传统的民族志不同,网络环境提供了完全潜伏的( lurking) 研究机会,研究者可以通过潜伏的方式来开展调查。除了参与观察以外,在线访谈( online interview) 也是虚拟民族志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式。
四、重返现实: 虚拟民族志的拓展
尽管在网上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并可以获得研究者因物理距离无法获得的研究对象的信息,但是,这不能成为资料的惟一来源。由于没有联系到“现实世界”,它只能提供一个片面的、有限的画面( Sade-Beck,2004) 。基于对虚拟社区与现实社会之间联系的考虑,在很多学者的观念中,虚拟民族志本身就不只是局限于对网络虚拟环境的研究,而是还要返回现实生活。
五、“如果面对面呢”: 虚拟民族志的研究伦理
与传统民族志一样,研究者同样面临研究伦理的问题。就基本原则而言,两者都需要履行四种主要的道德义务: 非中伤的原则、匿名保护、数据的保密及取得知情同意( Carter,2005) 。
六、结语: 重新思考传统
网络空间的独特性和沟通模式的新颖性,给对它的研究带来了大量复杂的方法难题。然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创造全新的研究范式,而是要充分利用已有对人类沟通和文化进行研究的专长( Wilson & Peterson,2002) 。基于这样的设想,研究者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进行修正以适应互联网及相关文化现象研究的新需求和变化,提出了虚拟民族志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作为一种建基于传统民族志而又与之有所不同的研究方法,虚拟民族志首先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田野”。伦理问题并不局限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直接互动,还与所使用的资料的来源和类型有关。尤其是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不同认识,会带来不同的资料处理方式。此外,虚拟民族志是否局限于对在线环境的研究,应取决于研究的需要。
虚拟民族志依然处于探索和发展过程当中,关于虚拟民族志方法的讨论将随着互联网自身的发展及研究的需要而变得日益重要。
摘自《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