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华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当下，新生代农民工“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他们在农村—中小城市(县城)—大城市流动的链条上不知归宿在哪。这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阐释的理论问题。

结构化理论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主体因素与外部结构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行动主体依靠自身的积极行动去适应城市生活的一个过程，也是制度安排、经济环境、大中城市舆论态度推力以及中小城市外部结构性空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理性化的过程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所拥有的市民化能力及生活境遇不断反思、调节的能动选择的结果。自从社会转型为农村人口提供了流动的空间和可能以来，进城农民工成为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他们在外出务工、职业获得及“回流式”市民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具有意图的行为，不仅他们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动因，而且他们作为行动者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调节，并不断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控，这是一个不断累积成长、不断调节定位的过程。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整合-发展理性”的行动逻辑的结果。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中的利益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包括家庭利益，发展也不仅包括个人的发展还包括家庭发展的内容。在个人与家庭、结构与行动之间来遵循他们的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这是他们选择“回流式”市民化的内外环境互动的结果。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化能力和外部环境间反复权衡与社会定位的动态建构的结果。在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情境中，他们作出最终的决定是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式”市民化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他们重新进行自我社会定位的结果。他们在大中城市“在场”却也处于边缘化位置，主要表现在职业选择、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选择“回流式”市民化在主体因素上主要是因为对这种“缺场”边缘与“在场”边缘的权衡，他们自身的社会定位是影响其城市化路径选择的主体性因素之一。

“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种接替原来居住在小城市居民向上流动后留下的空间位置的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种主动建构型的城市融入。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现代生活方式，而且在市民化地域选择上的主动建构都表明他们在城市社会制度性和城市居民排斥面前已经不再被动，而成为能动的行动主体。他们有了更强的进城意愿和融入城市的能力，各类城市户籍有差别的变迁、城乡建设一体化的浪潮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他们不断建构自己的市民化自主探索路径。 摘自《人民论坛》2012年第32期